molly

[原创]渡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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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十二月初的黑龙江。 

这听起来很像个小说或是电影的开头，但实际上没有那些意境，只有冻得生硬的寒风和几乎刮了一嘴的冰碴子。 

我把长发裹在围巾里，拿着话筒在结了冰的江面上向后慢慢退去，摄像大哥突然摆摆手，他说要不停一下，那边有人。 

亮棕色卷发。一台摄像机。 

“没事，继续录。”我转回身。 

休息的时候我们很有默契地聚在一起闲谈，我了解到她是地方电视台的一个记者，正在录一个冬景短片。 

略显生硬的中文使得对话无法深入下去，而我对自己蹩脚的俄语很有自知之明，最终我们选择了笑这一全世界的通用语言。 

她笑起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爽朗洒脱，像对着人类歪歪头就扑腾翅膀飞起来的鸟儿。 

我在白纸上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她接过去画符一样写了两行，撕下那半页递还回来。 

我们中间是黑龙江江面的中轴线，我在国境的这一边，她在国境的那一边。远处林边的铁丝网向内向外卷，卵石旁的蓬草在风中摇曳，上空有灰色的鸟盘旋，冷风往脖颈里钻。 

我们中间是黑龙江江面的中轴线。 

 

二 

离谱的事儿我见得多了。 

事实上那之后我并没有打过那个电话。那串号码和我费尽力气辨认出来又在输入法的特殊字符里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敲进去的名字就静静地躺在联系人的号码簿里。直到办公室装修，同事书柜里那本简明俄语教程突兀地映入眼帘。 

“你想学的话最好还是报个培训班。”她把书抽出来递给我。 

“你这是在低估我的自学能力。” 

 

“我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怕”这句话并非毫无道理，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我继续跟着采访任务天南海北地飞，断断续续磕磕绊绊地读那本书。日子是再不过的稀松平常。直到秋天在齐齐哈尔的一次街头随访，关了摄像机返回酒店的路上，手机铃声和亮起的屏幕那串俄文让我有那么一瞬恍惚。 

“啊……啊哈？” 

“在齐齐哈尔吗？我好像在街上看到你了。” 

“啊是的。” 

棒极了你身为记者的语言组织能力。我暗自想。我几乎咬到舌。片刻之后终于小声说出“出来吃顿饭吗”。 

 

我坐在刚刚四处打听了解到的一家还不错的饭店。离饭点还有一段时间，人比较少，我给刚回酒店的摄像大哥发了个“外卖用餐愉快”和一个欠打的表情，满意地从手机上抬起头，恰好看到刚进门的她。 

她先我一步说出“好久不见”。 

“采访任务吗？” 

“嗯。你也是？” 

“不。这是一个短暂的假期。” 

她淡淡地笑了。卷发被编成了两个麻花辫，随她摇头被摆到一个搭在肩上一个落在背后，俏皮又有点乖巧。

而当时的我只是暗想俄语白学了，她的汉语简直算突飞猛进。

 

严格意义上讲我属于对人际关系不感兴趣的那种类型，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或许都是经年累月的时间堆砌出的默契，和其他人聊天总会经历开头的一段“聊啥啊不想聊我好想跑路”的尴尬期。

她是爽朗又温柔的那种人，会主动地抛话题、接话题，聆听的时候会把双手搭在桌上，眼睛时不时眨一下来鼓励我说下去。我抱着半杯果汁对她的酒量不吝夸赞，她笑笑说俄罗斯有一种传统的烈酒，然后念了一个长到我记不住的名字。我们聊饮食、聊电影音乐、聊采访过程中的一些趣事，她说她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很久以后我回想起这一天，想饭店暖色的灯光、味道恰到好处的菜肴，想落地窗外匆匆路过的猫，想她淡蓝色的眼睛。我回想我对她的初印象，爽朗又温柔，想这两个词是如何离奇地准确，微弱的共存可能性但是一语中的。

 

三

第二年开春我请了一直攒着的年假，和她约好了时间去带她看中国的景色。我的手机浏览记录鲜明地分成两半，一部分是各大景区旅游攻略，另一部分是“如何与一个俄罗斯人交流”。我们去爬泰山、登长城，坐和谐号一路往南。平心而论，我为数不多去那些景点的时候就是各大小长假的实地采访，为“爆满”做一年一度的崭新注脚。

但三月末算个淡季。我们戴着淡蓝色遮阳帽，穿衬衫和一件单薄的外套，是再普通不过的两个游客。我给她指，这边，往这里走是下一个烽火台。我们拍深青色的群山，朝晖与云层的馈赠。我想起十多二十年前也有这么一个人，他把我顶在肩上，站在村口扬尘的路边，让我看远处的山。雾霭是沉默的余白，金色充溢视野的每一处。在那个时候，阳光是一种默认的许诺，有关温软的希望，有关柔声描绘的的未来。

之后我回想起那一天，才意识到当时的我是不是也是这样，胸腔充盈无与伦比的自豪感，对明日小心翼翼的期待，都印刻在望向远方的目光之中。

 

四

没有见面的日子里我们会通电话，从兴趣爱好聊到文化习俗，再谈到人生。跨国境线的交流使太多话语都带上一种故事的意味，充满着好奇、陌生和属于“观众”的玻璃箱般空灵。深夜的静寂中那些平和的声音像电影的旁白，又像一本记录生活的平装书。在看“进度条还剩多少”的焦虑中，我总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传记，一场永不落幕的电影。

我辞去了电视台的工作，转到一家杂志编辑部当记者。其实还是记者，只是不用出现在镜头之前。我还了那本简明俄语教程，请同事吃了顿饭，席间一番客套话后我谈起年轻时学过俄语的祖父，和仅存在他讲述中、我从来没见过的手风琴。她说我好像变得话多了，“以前很少听你讲自己的事”，干杯，结账，握了快一分钟的手，以后常联系。 

我去做追踪采访，在田埂边掰着狗尾巴草静静地听那些故事，在城郊小学，在市巷街口，在一度“爆火”、潮水褪去后又经营惨淡的所谓“网红小店”。恍然间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玻璃瓶，装满千姿百态的人生，沉重又缥缈的情感。 

为数不多让我有存在的实感的时候是和朋友们的聊天，也包括和她。有一次我们谈到生死，她说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忌讳讲这个，我说啊不是的，其实我所见的很多人对这些事都很乐观豁达，讨个好彩头也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希望更好地活下去吧。 

 

五 

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想起来，我从来没有去过她的世界。 

我在电话里给她说我想来莫斯科，来你的家乡。电话那头少见地沉默了许久，她说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古迹名胜，也没有多到难以选择的菜系。 

你不希望我来吗？ 

话刚出口我就后悔，刚想说些什么来挽回的时候她平静的声音再次响起。 

没有。

我听不出她语调里是否有一丝波澜，犹豫许久后还是踏上旅程。现在想来那时看似一时兴起的决意一半是出于我对《地铁2035》里那句“两人要跨过整个巨大、美丽、而又未知的国度，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真实而活生生的人”有近乎疯狂的迷恋，另一半来自幼时就架构起的幻想，无谓是好是坏。

 

最后一片枯叶从办公楼边的树上凋落的那一天，我登上了去莫斯科的飞机。红场已经被雪覆盖上厚厚的一层，披上暖色灯光的雕塑，克里姆林宫花苞状倒扣的穹顶，裹着羽绒服的行人，巨幅宣传画，火焰形状的路灯，温热的余光。

第二天晚上我和她约在一家饭店。仍旧记不住名字的酒被我鼓起勇气慢慢饮尽。我晃了晃酒杯，眯起眼说，我身边的许多人，包括我，骨子里或许都有一种铁血的浪漫。

她一口喝完杯中的酒，偏过头。浪漫是什么意思？

我被问得摸不着头脑。但我们没在这里停留太久。她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样看着我说，明天我带你去看看吧。

 

我们沿着出城的方向骑自行车，那天是个好得不像话的晴天，只有路边还有少量积雪。我们在市郊看到了从未完工的大楼，脱漆大半的墙体黑白斑驳，沉沉的云絮，被风卷起的枯草。荒地上散落着只有空壳子的建筑，窥得一角的宏大构想，单薄虚幻的大气磅礴，秘而不宣的某种遗迹。

农田里有裹着粗布头巾的妇女拄着铁锹。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就朝她挥了挥手。她也朝我挥了挥手，脸上是一种单纯的笑意与好奇。我的心有那么一阵恍惚，刚才还温暖的微风好像此刻就忽然变得能将人灼伤。 

返程是另一条路。我们沿着河堤都没有说话。她走在加高一截的水泥基上，我拉着她的手，总有一种她下一时刻就会掉下去的错觉。身为记者的直觉让我能隐约猜出她想表达的意思，有一些瞬间我很想说些什么，关于过去与现在。但我最终没有开口，像是一个在碎裂的河面上抱紧最近的浮冰的孩子。她的一侧是沉默无言的我，另一侧是美丽又残忍的落日，几乎染遍整个天际的血红色。 

她把我送到酒店大门。我拉住她，咬紧嘴唇抬头开口。我说，浪漫是一种记述方式，是身为人类的躯体斗胆守卫的理性。 

 

六 

我们仍旧一个月通一次电话，我给她讲许多故事，它们中的绝大部分被做成采访报道，剩下的尽数来自小说等他人的文字。就像是出于一种报复性的心理，我打开玻璃瓶，如岩浆般喷出的起落与悲喜随无线电波一同在夜空中飞行。在余下的无数个沉默的夜中，我忽然才感觉到黑暗与寂寥，并意识到它们早就存在于那里。 

新冠疫情爆发的那年，我因为刚入社两年出头而没有获得前往前线采访的机会。在坚持不懈的请求下我被派往农村和社区去记录后方的情况。

我最后一次和她通话是5月份。她说她会长期在第一线报道，可能无法经常给我打电话。在送同事们出发的践行宴上几乎哭成泪人的我此刻只有一种心被掏空的、虚弱的迷茫感。我机械般地说那些话，注意防护，保重自己。 

 

那次回来后，我问过自己很多遍。我花了很大力气说服自己许多事都只是架构在一意孤行的幻想之上。但同时我也冷静又清晰地明白，我完全可以担保我所有的爱与温柔都不会脱离深重的苦难而孤立存在。 

只是有的东西扎根太深太深，连根拔起便带出数不尽的泥。于是绝大多数人的做法都是放任它长在那里，放任它一如从前的日日夜夜一样长在那里。阳光与阴翳，再到阳光。 

我打消了买一架手风琴的计划，装作那是因为疫情而不得不放弃的几件事之一。我仍旧忙碌，忙碌而努力维持内心平静。疲惫的时候，我也会允许自己折返回幻想，去用那数日所见的晴雨重构一些部分。 

有一些时候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好像把真实的自己包裹在壳里才是生活的常态。但还有一些时候，我自认为对我来说比金子还贵重的勇气和疯狂，在像金子一样在我眼前闪光，在灰白的季节里绚烂若盛夏。

 

七 

我生在南边一个温暖的小城，外出工作跑遍大半个中国的日子里，我总是梦到一个温柔的女声，她说再暖和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到北方去，我带你玩雪、在冰面上打鱼，我们一起去看大兴安岭的发射塔。 

那个梦中还有隐约的摇篮曲，四周模糊的光晕，像襁褓中的婴儿。 

后来我慢慢完成了承诺中的所有事，我一个人玩雪、一个人打鱼、一个人去看大兴安岭的发射塔。在冷峻的山峰、盘旋的黑色鸟群和迎面的寒风中，我忽然意识到更远处还有我未曾到达的北方。 

那里的春夏秋，都好似一场漫长而遥远的寒冬。